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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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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蔡元培(1868~1940)自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仍有一定意义。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举并重。

  蔡元培(1868~1940)自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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